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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米倒下在线音乐版权“暗战”继续

  “免费使用”到“版权争夺”再到“共享版权”,在线音乐领域无疑最终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然而,音乐平台是否能帮音乐人回到“黄金时代”还有待观察

  2月5日,虾米音乐APP在许多资深乐迷的依依不舍中关闭。据报道,随着版权意识的觉醒,版权问题对包括虾米音乐在内的音乐应用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虾米音乐团队成员在告别信中亦称:“最大的遗憾”是“在音乐版权内容的获取上,没能很好地满足用户多元化的音乐需求。”

  显然,“版权”已经成为在线音乐市场的一大关键词。与此同时,相关纠纷也不断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2月1日,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以下简称“音集协”)官方发布公告,要求快手平台停止侵权行为并下架首批一万部涉嫌侵权视频澳门六彩精准一肖二码。根据音集协统计,快手上涉嫌侵权复制录音制品为背景音乐的视频数量达1.55亿个。

  2020年,独立歌手吴奕妤凭借其翻唱的一首歌曲获得了可观的版税收入,而这首歌在过去的一年里播放量也是惊人的,“有两亿多次播放”,吴奕妤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早在2019年,吴奕妤就因翻唱歌手杨丞琳的歌曲《年轮说》,在网上“火了一回”。居高不下的播放量,让吴奕妤收获了在互联网在线音乐领域的第一桶金。

  “这首歌先是在抖音上火了,大家都到音乐平台找完整版来听,而那时,即使是平台会员,要听原版的《年轮说》也要额外交18元购买整张专辑,于是我的翻唱版就突然火了”,很快,各种经纪公司、音乐公司、综艺节目纷纷来找吴奕妤,“有的要签我当歌手,有的要邀请我上综艺……”原本只是把唱歌当成业余爱好的吴奕妤在一股股力量推动之下闯入了互联网音乐圈,而这次经历也让她逐渐认识到互联网音乐圈特有的生态和规则。

  吴奕妤对音乐版权有着清晰的认知,她告诉法治周末记者,随着播放量的增加,是在线音乐平台向版权方买下了这首歌的重制权,并把这首歌设置为只有会员才能听。“我对《年轮说》并没有演唱权,只有一次重制权。除了把录制的翻唱版本放在音乐平台上面以外,我不能在其他商业场合唱这首歌。”她也坦言,翻唱版《年轮说》火了,但她的那些原创歌曲并没有火。

  进入这个圈子之后,吴奕妤发现,有音乐才华的人很多,但没有被听到的音乐人更多。她注意到,现在音乐人的变现方式多元化,而随着门槛变低,“人就变多了,基数一下变大了,但市场还是那么大,能吃到蛋糕的人还是少数,而且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音乐人的存在感被弱化了。”

  与在互联网音乐平台“火过一次”的吴奕妤不同,独立音乐人厂长(网名)认为把自己的原创歌曲放在在线音乐APP上面,只是想要一个可以展示的平台。“一首歌大概有几千次播放,一年版税收入只有几十元”,在厂长看来,在线音乐平台并不倾向于保护小众的独立音乐人,“把作品上传到平台,就必须接受它所有的条款,上传了就意味着被平台拿走了一定的版权”。

  厂长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绝大多数人在在线音乐平台听到的是“一样的音乐”。“很多人听歌,不完全是为了听音乐,可能是因为喜欢一个歌手,或者喜欢一首歌,甚至有的人就是为了凑个热闹。”他说。

  在影视圈从事法务工作的网友“合同工老田”介绍自己为“踏进娱乐圈的法律人”,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他表示,音乐产业面临着僧多粥少、供不应求以及恶性竞争的局面,人们可以经常看到某某平台曲库几千万,但是真正好的或被听众广泛收听的歌曲有多少,看看被周杰伦歌曲常年霸榜的QQ音乐就知道了。大量的歌曲充当了“分母”,在曲库里不被发现,平台也不会拿出资源去推这些歌曲。

  音乐版权保护有助于激发创作活力,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但是,在唯流量论的环境下,音乐(版权)是越来越贵了,而质量却没有同步提升,“合同工老田”如是说。

  长期关注音乐版权保护的郭春飞律师团队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免费使用”到“版权争夺”再到“共享版权”,在线音乐领域无疑最终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这为中国原创音乐和音乐人创造了一个有利于创作、有利于实现价值的行业环境。和“免费使用”时期纵向相比,音乐人的收入必然会增加。然而,音乐平台是否能帮音乐人回到“黄金时代”还有待观察。

  郭春飞律师团队指出,目前音乐人的价值对于公众甚至在音乐行业内部仍旧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音乐人收入的平均数仍处于偏低水平。未来,音乐人要想进入新的“黄金时代”,仍有赖于诸多因素,如立法和司法层面的实施和保护力度;在线音乐平台更加公平透明的结算机制;集体管理组织更高效更透明的工作以及公众持续提高的尊重版权和付费使用意识。

  在“合同工老田”看来,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或互联网),“内容为王”始终是不变的真理,也是文娱产业的命门。可以说,内容即版权。版权竞争的背后是各平台的生死存亡,是每个平台都不容忽视的“保命之战”。因此,每个平台都不可能轻视版权问题。

  他进一步指出,互联网音乐产业有着很明显的马太效应,版权越来越向头部集中。头部平台能给的版权费高也能给予更高的流量,各大音乐厂牌(厂牌指音乐专辑的出版公司)乐见其成。很多时候,小的平台即使有钱也得不到版权。

  郭春飞律师团队指出,在线音乐使用方式日益多样化,日新月异的音乐使用新场景对正确适用著作权法提出了挑战。比如,在网络直播中使用音乐,是否有现场观众,是否使用事先录制的内容,是否提供回放等都是判断涉及哪些权利类型需要考虑的因素。而针对每一种音乐的创新使用进行剥茧抽丝的法律分析往往发生在事后,这种滞后几乎不可避免,版权争议由此产生。

  在数字化、移动化的浪潮下,新的技术让音乐的传播方式由单向变成双向成为可能。同时,在线音乐平台出于盈利的需要,不断地通过客户端的优化、原创音乐人的培养以及互动模式的创新等升级用户体验和个性化服务,以满足广大用户娱乐消费的需求。

  郭春飞律师团队介绍,在这样的背景下,平台与平台之间,平台与原创音乐人之间,平台与PGC(专业生产内容)和UCG(用户原创内容)用户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权利人和使用者的界限不再像过去那样分明。一个用户在不同场景可能会是制作音乐的权利人,也可能会是单纯的使用者,而平台既是存量版权的使用者,又是自有内容的权利人。这种法律地位的交叉使主体之间的版权交易关系错综复杂,彼此之间发生版权争议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尽管中国音乐市场被公认进入正版化时代,但交易平台版权端的运营仍然存在不稳定性,各大唱片公司出售的版权期限大多集中在2至3年,在音乐市场几乎不存在“永久买断”的情形。加之权利人通常不会与一家平台签订独家授权,这也意味着一旦在线音乐平台手中的独家版权到期,唱片公司仍将拥有待价而沽的选择。郭春飞律师团队认为,这些不确定因素会对音乐市场格局造成新的影响,由此也可能导致新一轮的版权大战。

  “合同工老田”注意到,不同于掌握传统宣发渠道的三大或五大唱片公司,在互联网普及和加持下,宣发变得简单,音乐不需要通过发行CD或磁带的方式才能到听众手里,只要上传至网络就可以实现全网传播。小的唱片公司越来越多,音乐版权的分布也就越来越分散,以往平台找一家公司就可以解决的事情,现在得去找很多家。

  在他看来,在大多数小公司没有加入音著协以及音著协并没有起到应有作用的情况下,目前市场显得较为混乱,唱片公司遍地开花,音乐作品价格高且定价随意。

  他指出,音乐不仅仅是在线音乐平台在用,还有各种各样的影视剧、综艺节目、现场演出在使用,也不是所有的版权使用者都财大气粗,可以花大钱购买版权。这种情况更加剧了音乐市场的马太效应——小的平台面临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怎么活下去,没有钱的使用者也只能打打擦边球,“能免费蹭点儿就免费蹭点儿”。

  郭春飞律师团队认为,在网络音乐版权市场上,目前仍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在线音乐平台尚未形成清晰透明的结算模式,如结算数据不够公开透明;不同权利人的结算比率的计算方式不同,各版权公司需要各自与平台方协商,小体量公司或不知名公司在谈判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经济利益容易遭受侵害,等等。

  另外,在线音乐平台在面对发展创新与版权管理发生冲突时往往基于竞争需要、效率优先的考虑,不能完全遵守著作权法“先许可后使用”的基本原则,导致商业模式的创新往往伴随着未经许可的侵权使用。此外,平台之间的侵权纠纷案件呈现复杂化趋势,著作权的纠纷往往与不正当竞争等纠纷交织在一起。同时,存在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现象,音乐权利人维权仍然较难。

  郭春飞律师团队介绍,2020年通过的新著作权法将在2021年6月1日起实施。他们认为,新法实施将给音乐产业带来重要影响,其中最突出的如广播权范围扩至非交互式网络传播、作者就其他视听作品使用音乐作品的获酬权以及录音制作者就广播和表演的获酬权。而这些新增权利的具体实现方式尚无明确的法律指引,这有可能成为新类型的在线音乐版权争议焦点。

  郭春飞律师团队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我国互联网音乐版权保护的意义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让音乐更有价值,让创新更有秩序”。无论从国家引导角度还是平台发展角度,在互联网时代,版权和创新均应该相互适应、相辅相成。加强网络音乐版权保护可以促使版权制度原则和理念随着音乐作品传播技术的变革而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同时也可以保障创新的商业模式实现有序发展和良性竞争,最终实现双赢。